丹东：大美边城成长史
新华网 2018-10-31
作为中国人口最多的边境城市之一，改革开放40年来，丹东借助其“沿江、沿海、沿边”的地理区位优势，在创新型农村探索、生态旅游开发、产城融合等方面亮点频现。
《环球》杂志记者/马琼（发自丹东）
“怀揽鸭绿一江水，背倚长白万重山。”说的是与朝鲜一江之隔的中国城市丹东。
作为中国人口最多的边境城市之一，改革开放40年来，丹东借助“沿江、沿海、沿边”的地理区位优势，已发展成为一座能多维度折射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等新发展理念的现代化边境城市。在这里，有凭“干”字精神脱贫致富的大梨树村，有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成绩斐然的宽甸满族自治县，还有正稳步发展的丹东边境经济合作区……
穷村走出富路
乘高铁在辽宁凤城东站下车，驱车20分钟即进入北方水乡——大梨树村。入村马路两旁是热闹的商业街，村中连排的双层仿古民居依水而建，不远处的层层梯田拥抱着村庄……北方的广袤苍翠与南方的温婉柔美在这里交融，使之宛如世外桃源。
然而，很多人并不知道，如今的美丽乡村，曾是丹东凤城市有名的贫困村。曾几何时，这里的村民人均纯收入不足百元，“吃粮靠返销，花钱靠贷款，村干部的工资要靠向村民要”。
更具体的穷是什么样？王淑兰一边比划一边说：“分家的时候，就这么大一个葫芦，从中间揦开，每家就分这么一瓢苞米。”
王淑兰年过七旬，自嫁到大梨树村至今已48年，是跟着村支部原书记毛丰美带领村民致富的“急先锋”之一。如今，她在村口的商业街上经营着自家的酿酒坊。
毛丰美是大梨树村党支部已故上任书记。1980年他当选大梨树生产大队长，表现出过人的胆识和魄力。
“他先是借来了4万元，北上黑龙江贩运土豆、小米，第一趟就净赚了1万多元。”王淑兰告诉《环球》杂志记者，毛丰美在贩货过程中发现了机遇，因为北上黑龙江途中没有旅店，行脚之人的住宿、吃饭、歇脚及物品囤放等都成了问题。据此，毛丰美提议在凤城开个小旅店。不久，凤城火车站旁多了3间平房——“新凤旅店”开业了。
“老书记选了四五个人来经营这家旅店，只要有人来住，我们都乐坏了。要是碰上客满，我们几个就把6张板凳凑一块当床使，或者在灶台上搭个板就睡，好多腾些地方给客人住。”王淑兰说，1983年到1984年间，旅店的年均利润大概有一万元。后来客源渐增，毛丰美趁热打铁，在1985年集资在凤城火车站附近建起了当时城区内楼层最高、设施最完善的龙凤宾馆。开业一年，营业收入高达100万元。
“后来村里开始建工厂，发展工业，我又被调回村里的沥青厂。”王淑兰说，“沥青厂总共就20来个人，我一个月拿300元的工资，这在80年代就相当不错了。”
再后来，毛丰美又带着村民上山种五味子（一种经济作物，可制中药）。如今，五味子产业仍在大梨树村经济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大梨树村的特色作物种植，采取的是“农场+农户”管理模式，村集体提供技术指导和市场信息服务，农户分别开展种植，村集体和村民实现双赢。
王淑兰口中的“山”，已是上万亩的“花果山”，山上遍栽桃子、苹果、板栗、果松等多种果树。《环球》杂志记者置身果林间，已很难想象村民口中曾经“贫瘠荒芜”的模样。
在发展经济作物的同时，大梨树村还修山治水、退耕还林、围水造景。2000年，大梨树村被国土资源部授予“全国水土保持示范村”。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在大梨树村达致和谐。
一位在“花果山”工作了20余年的工人告诉《环球》杂志记者，“1992年这里开始发展旅游业，因为人手不够，我们才被招工到这里。我以前在老家种地，生活困难，来这儿之后工作很稳定，一年能挣三四万块钱，有保险，逢年过节还有福利发。现在山上大约有50名工人，一半是外村的。大梨树现在企业大，本村人不够用。”
另一名工人笑着说：“在这儿，两口子都上着班，跟在城市生活没啥区别。反正我们觉得挺幸福，挺好！首先是生活有保障了，而且这边空气也好。”
此外，1992年到1997年间，大梨树村民又先后建起了凤城规模最大的封闭式贸易商场和露天式农贸市场。如今的大梨树，农、工、商、旅已呈多业并举态势。
如今的大梨树村，可谓是“嫁过来的不后悔，上门女婿当得值”。除了外村嫁过来的姑娘和上门的姑爷，更有远道而来的“外路人”，特地来大梨树村寻找幸福的下半辈子。
在大梨树的独栋别墅区，《环球》杂志记者见到了从本溪市退休后过来定居的张其华夫妇。三四米长的葡萄架尽头，就是夫妇俩的家。老两口至今仍清楚地记得初来看房的日子，“那是2004年4月30日，我们当场就决定要买下来，当时的价格是每平方米1480元，总共只要22.5万元”。
自此，张其华夫妻在大梨树村过上了田园牧歌式的生活。2006年，张其华帮着村里成立了小剧团，之后还完成了15万字的长篇报告文学《大梨树英雄史诗》，并自费出版。“后来韩国首尔大学一位学者，不知通过什么渠道看到了这本书，特意来到大梨树村。他是想透过大梨树村的发展，来了解中国农村的发展情况。”
韩国学者手中的《大梨树英雄史诗》夹满了字条，贴上了各种记号纸，一本书读成了两本厚。张其华说，那时那刻的这一细节，深深打动了他。“后来这位韩国学者用韩文写了一本介绍中国农村发展的书，其中很大一部分写的就是大梨树村。”
如今已年过七旬的张其华在大梨树还有一份公益事业——在康馨家圆智慧养老服务中心工作。据悉，该中心是辽宁省老龄产业协会的副会长单位，目前是凤城市唯一一家国家承认的智慧养老信息服务平台。
2017年6月23日，辽宁省老龄产业协会主办的居家智慧养老服务平台正式启动。该系统主要提供四大服务，即主动关怀、紧急救援、医疗服务、家政服务。
“本地人迟翠红主动自费加盟了这一平台，成立了这家养老信息服务中心。”张其华说，“该中心通过‘互联网+’的模式，建立了一个智慧养老一键服务系统。老人需要求助时，只需按一下手中呼叫器上的‘红、绿’按键，康馨家圆智能化管理平台就会立即显示老人的信息，并将其发送给相关公共服务机构和社会服务商。老人在家即可享受订餐、物品配送、家电维修、家庭保洁、紧急求助等服务。”
绿意装点新旅
“想一天就看遍丹东的风景？坐凤上线啊！既省时又省力。”在行人络绎不绝的鸭绿江畔，丹东市民王女士对《环球》杂志记者说。
王女士口中的“凤上线”是一条行走于山间田野的铁路旅游专线，起点为辽宁省凤城市凤城站，向北沿途经过灌水、宽甸，终点为宽甸满族自治县的上河口镇，可以一路欣赏山水景致，领略独特的人文景观。专线列车由3~5节车厢组成，车窗玻璃宽大明净。
凤上线全程大约154公里，将丹东全域60%的景点串联在一起，每到一处，就会短暂停留，供游客下车赏景。全程需6个多小时，终点是上河口国门景区。在这里，游客们可以让目光穿过国门大桥，遥看对岸的朝鲜。
上河口素有“塞外江南”的美誉。“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有我可爱的故乡……”这首被蒋大为唱遍大江南北的名曲，便创作于此。
1970年初，沈阳军区前进歌舞团词作人邬大为赴边境体验生活时，看到在零下40℃的严寒里长时间执勤的战士，便问及其感受，一名战士答道，“最冷的时候，我想到这是我家乡桃花盛开的季节，就不觉得冷了。”有感于此，邬大为萌生了创作一首歌曲的想法。
1980年春，邬大为在丹东河口采风时恰好赶上桃花盛开，10年前的想法与眼前的满目桃花命运般地撞击在一起，《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的歌词便在邬大为的笔下诞生了。
歌词经定稿、谱曲之后，先是在沈阳军区传唱开来。一次偶然的机会，蒋大为与这首歌结缘，后又登上央视春晚舞台，从此成为久唱不衰的名曲。
这首歌也唱红了河口村。电视剧《刘老根》（第一部）就是2001年在河口村选景拍摄的。电视剧的热播又带动了河口村的燕红桃产业及相关旅游产业的发展。
河口村几乎家家户户都种植燕红桃，桃子的年产量达2000万~3000万公斤，年产值过亿元。春天，万亩桃林引来四面八方的游客。据村民介绍，“五一”期间单日接待游客量最高时达10万人。如今的河口村，已是远近闻名的富裕村。
回望凤上线的其他主要站点，像灌水站、龙爪沟、宽甸站、长甸站，可以发现，这些站点几乎都在同一个县域——宽甸满族自治县，一个以“长寿之乡、养生佳地”著称的生态文明县。
从丹东乘车到宽甸大概需要一个半小时，全程高速。这条高速路穿过村庄、树林、山间，全程美景相伴，不会使人产生疲乏感。
但实际上，在这样的原生态环境中，还“隐藏”着产业。将野山参产业和森林公园旅游业相结合的天桥沟，就是生态型经济的典型代表。
9月份，东北天气渐凉，但天桥沟依旧熙熙攘攘。《环球》杂志记者到访的那一天，正赶上天桥沟接待一个1000人的旅行团。沿着景区的栈道走上一段，《环球》杂志记者发现有的树木竟“长”在了栈道上。
“我们的旅游是在森林公园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换句话说，我们做的是生态旅游，是要依靠自然景观、自然环境。天桥沟峰奇木秀，不可复制，人为地改变不可取。”辽宁参仙源参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李殿文对《环球》杂志记者说。
“但是森林公园发展的过程中，势必要与其原貌发生冲突，比如修栈道、建基础设施的时候，总会碰到树木。我们就尽可能地避开景点和一些比较名贵的树，宁肯多修一公里，多花几十万块钱。修栈道的时候，有些树木实在躲不开了，就把它夹在路中间。”
李殿文说，参仙源参业10年前接手天桥沟后，就把景区里一座有4层楼高、上千个床位的宾馆拆掉了，因为不希望楼堂馆所建在景区内。“我们宁可拿出一部分资金，也要把它拆掉。现在的开发是为了更好的保护。如果没有今天的开发，这片林地可能会有偷盗的、砍伐的，因为靠山吃山嘛。但是一定要避免过度开发。”
宽甸是个农业大县，曾是“九山半水半分田”，森林覆盖率达到百分之七八十，被称作辽宁的“肺”。但在上世纪计划经济年代，林木的乱采乱伐现象一度十分严重，导致生态遭到破环。而近些年，这里的生态环境修复十分迅速。
在做生态旅游的同时，参仙源参业也在发展野山参产业。“野山参与园参（人工种植的人参）不一样，它是和自然伴生、共生的。人们说人参对土壤的影响是‘50年不可再生’，指的是园参。因为以前参农种植园参时，会把一片土地上的林木都砍掉，只种它。”李殿文介绍说，经过4~6年的生长，一茬园参被采完后，附近土壤需要长时间的自然恢复，这样会造成水土流失。正因如此，吉林省和辽宁省政府先后出台了相关限制政策。
“近些年国家提倡引导林下经济，简单来说，就是种参的同时要种树。经过6年生长，人参被采走后，树也差不多有1米多高了。”李殿文说，“野山参就是一种林下经济作物，它本身就是与旁边的树木、花草相伴而生的。因此，在发挥地方资源优势发展野山参产业的同时，我们一直在种树，如今已种下130多万株。在这做生态产业和生态旅游是互补的，一点都不矛盾。”
通过10年左右的发展，宽甸的生态恢复十分显著，第一个标志是细鳞鱼的“重出江湖”——天桥沟细鳞鱼曾是皇家御宴上的一道美味，后来一度踪影难觅，这几年又出现了；第二个是喇咕，即东北小龙虾，对水质要求极高，最近被再度发现之前绝迹了差不多20年；第三则是发现了松茸蘑。
产业融入城市
说了那么多绿水青山，也许你会心生疑窦——莫非丹东已没有了工业？为寻找答案，《环球》杂志记者走进了丹东边境经济合作区。
在合作区的行政服务大楼前，记者发现，“丹东边境经济合作区”与“丹东新区”并列出现在门牌上。据合作区相关负责人介绍，丹东边境经济合作区于1992年经国务院批准成立。此后，辽宁省政府也陆续出台了有关丹东沿海经济带发展的一系列战略与政策。在两者各自发展和互相融合的基础上，丹东新区逐渐成型。如今，丹东边境经济合作区和丹东新区是“一套人马，两块牌子”。
想象中的合作区，应该遍布工业厂房，而在这里，政府大楼、工业园区、居民住宅等错落其间。“这也是我们合作区的最大特色，就是产城融合。”合作区旅游文化局相关负责人告诉《环球》杂志记者。
“合作区是1992年批准建立的，我是1993年到这里的，可以说经历了整个合作区的发展。”她感叹，“合作区当时几乎什么都没有，就是规划出来了一张蓝图，我们的招商人员就是凭着一张蓝图奔赴祖国各地。”
丹东也曾有过辉煌的工业史，服装纺织、仪器仪表、汽车零部件等产业曾托起了“全国轻工业明星城市”的美誉。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一些企业经历了转型嬗变，如今又开始重振雄风。
“我们企业是1957年成立的，80年代开始生产孔雀牌手表，曾经是‘一表难求’。那时候，120块钱一只的手表要凭批条才能买。最好的时候是80年代末，年产量大约380万只。”辽宁孔雀表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金智沛对《环球》杂志记者说。
“90年代之前，我们只负责生产，每年的生产计划是政府下达的，我们不负责销售。但1992年以后，政府不给下计划了，我们要自己找市场、选品种。这对我们来说是个很大的考验。”金智沛说。
“另一个难题，就是受到了石英表和电子表的冲击。因为当时我们国家的情况是，一种机芯的手表做了几十年。可是改革开放后，涌进来的国外电子表，又漂亮，走时又准，品种又多，关键是还便宜，才几十块钱一只。这一下子让我们手忙脚乱，应付不了。”金智沛说，从1992年开始，孔雀表业就在逐渐走下坡路，最艰难的时段是1996~1999年。那时候，生产的东西卖不出去，新的产品研发不出来。1999年是最低谷的一年，企业基本上开不出工资，产品大量积压。
大概从2000年开始，企业的领导班子开始走出去调研市场，得出的结论是，以前做了30年的老产品不能再做了。于是就把老生产线停了，集中精力研发新产品。“我们当时去了瑞士、日本、俄罗斯等国，走出去一看，发现国外好的产品太多了，不改不行。”
以此为契机，孔雀表业于2001年在国内同行业中最先研制出了计时码表。“我们研制出来后，投放到市场，供不应求。”金智沛说，“在研发新产品的同时，我们也在研究如何开拓市场。”
“1990年代至2000年之间，我们基本还是沿用计划经济时代的老习惯，还是在走各个百货站。但是1998年以后，随着百货站的转制和消亡，到2000年时，我们的损失达到最大，大概有1个亿的资金收不回来。然后我们决定直接对接商场。当时，大部分商场也都从国营转为民营了。”
之后，商场给他们提出了要求——要卖表，做专柜，一切费用都由企业自己承担。而且结算方式也跟以前大为不同，100块钱一只的表，卖出去后企业拿到手的只有60块钱。一段时间后，孔雀表业认为这种方式也不行，投入的资金量大，但收益少，于是又开始另找渠道。
“2012年以后，我们很少自己生产手表了，而是直接跟手表企业合作，为它们提供机芯。因为国内已有上千家做手表的企业，但能做机械表机芯的估计也就10家左右。”如今的孔雀表业主要做机芯，年产量大概是50万只。成表是在有了订单的基础上再按需生产，目前年产量大概是一两万只。“这样既能保证资金尽快回笼，也不会造成产品积压。”
值得一提的是，孔雀表业于2012年研发出了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双陀飞轮机芯。“陀飞轮代表了机械表制造工艺的最高级别，而双陀飞轮，是我们目前研发的难度最高、最复杂、技术含量最高的产品，取得了三项专利。”金智沛笑言，“当年我们开始研制双陀飞轮机芯时，本想着买一块瑞士的双陀飞轮表拿回来研究，但发现买一块需要上千万元，最便宜的也得500万元，实在买不起。因此我们完全是靠研发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