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动辄能集结数十万大军，清朝时怎么凑出一万多人都这么困难？
李文畅 段益隆
以前看鸦片战争历史，常常会为一个问题感到困惑。英国陆海军远涉重洋而来，能够进攻中国沿海城市的机动兵力不过数千，而清王朝不但占据了主场作战优势，还拥有庞大的人口基数与多达80万人的军队(20万八旗兵、60万绿营兵)。
按常理推断，即便双方在指挥水平和武器质量上存在差距，也不至于每战多以清军惨败收场。可实际情况却是，清军不但屡屡处于下风，而且在兵力投入上和英军竟相差无几。例如发生在浙江和广东沿海的一些战斗中，清军一次性只能拿出几千人的部队作战。如果细究其中人员构成，这些军队还都是从内地诸省临时征调过来的，其中甚至还包括老人和小孩。
曾经崛起于白山黑水之间、以不到万人的兵力重创明王朝数倍于己的精兵良将的满洲集团，为何在军事动员上的反差如此巨大?清末重臣李鸿章对清朝军事动员能力上的时代变化深有感触，曾说：
“前代用兵多而饷数少，我朝用兵少而饷数多。”
意思是说，明朝在军事动员上比清王朝强多了，不但一次性动员的军队数量大，而且花的钱还比清朝少。那么李鸿章这种评价究竟是带有主观臆断的厚古薄今，还是有一定历史依据呢?换句话说，清王朝的军事动员能力，真的不如明朝吗?
要解答这个问题，得先看看两个王朝面对的具体历史情况。
清王朝的军事动员能力真的不如前代吗？
普鲁士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1780-1831)曾言，“军事是政治的延伸”，一国军事动员能力的高低，根源于其内政外交的情况。
先说明朝，我们印象中，明朝每一次打大仗，都能拿出数量可观的兵力。比如土木堡之役，明军号称50万，实则拿出了20万左右的兵力。万历援朝战役前后陆、海军加在一起也有10多万。努尔哈赤领导的女真部落崛起后，明廷派兵剿杀，四路进兵，合在一起也有10万之巨，至于最后押上明王朝国运的松锦战役，明蓟辽总督洪承畴统率下的野战兵团合计也有13万之多，这还不算辽东据点内的祖大寿一军。因此，明朝动员军队数额之大，应该是没有异议的。
再看清朝，从努尔哈赤在萨尔浒之战前的动员来看，建州女真当时初露头角，努尔哈赤能够控制的人口基数本身就少，而且此时蒙古部落还没有完全加盟，所以满洲一次性拿出的兵力在数量上只能和一路明军相抗衡，这也是努尔哈赤会选择集中兵力先吃掉四路明军中某一路的根本原因。
清军入关后，作为“国本”的八旗军数量固定在20万上下。看起来兵力数额不小，但清朝的部署安排让20万这个数字瞬间变得单薄很多。
根据中央集权居重驭轻的原则，20万八旗兵中的一半多一点都要驻防京师，其他则分配到地方的各个关口要隘。
中国版图之庞大，平均下来这10万人就丧失了军事意义。举个例子，太平天国运动后不久，太平军顺长江而下攻克东南财赋重心南京。南京是明朝的陪都，是当时整个南方地区的经济中心，各方面意义都很重要，而驻守南京的八旗兵连同其眷属仅有两万人，而且更主要的是，面对洪秀全和杨秀清的部队，这两万人几乎没什么抵抗能力，或者这两万人压根没做什么抵抗。因此，八旗兵额总数并不算大，军事上的意义更是不宜高估。
如果说南京处于内地，没有什么战争需要，不需要屯驻太多军队，那么清王朝在边地用兵中，能拿出的军队数量也远逊于明朝。乾隆朝准噶尔部陷入内乱，西北清军大举反击，为了打赢这场决战，乾隆不但调动了京师和陕甘二省的驻防八旗，还从东北抽调索伦兵，从漠南蒙古抽调察哈尔旗兵，连同前线及来自全国其他各省的绿营军队等，一共凑了两路大军，加在一起也只有两万多人。据茅海建在《天朝的崩溃》一书中的相关统计，鸦片战争中清朝从7个省调兵支援广东，合计只有1万7千人左右，而浙江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获得的两万援军，竟来自12个省份。
所以，单纯看数量上的比较，清朝的军事动员能力确实不如明朝，李鸿章的评价说对了一半。但要说清朝在军事动员上花的钱比明朝多、不划算，那就显得不客观了。
明清两朝不同的内外局势
还是先从明朝说起，明朝是一个很讲究华夷之辨的朝代。在军事层面上，表现在明朝皇帝把防御重心放在北方的蒙古上。蒙古当时的威胁不小，但也不至于威胁到明王朝的生存。因为蒙古部落内部四分五裂，矛盾重重，土木堡之役中的明军虽然遭遇溃败，明英宗也沦为阶下囚，但其国家基础并没有受到伤筋动骨打击，此后在嘉靖朝虽然有俺答汗统兵直抵北京城郊区，东南沿海又有倭寇作乱，但这些都说不上是什么严重威胁。
明王朝真正的威胁是在万历朝及其之后，这也是花钱最多的时候。这一时期，丰臣秀吉举全国之力侵略朝鲜，这件事恰恰又和明朝镇压宁夏与贵州等地区的叛乱纠缠在一起，财政几乎被拖垮，此后明朝国力还没有恢复过来，又遇上东北的努尔哈赤崛起，在萨尔浒之战一次性就重创明军10余万人。
在这种情势下，明朝陷入了军事动员的死循环。每当有军事上的惨败，明廷最先想到的是加大赋税征收的力度，对农民进行榨取，最为典型的就是“辽饷”“剿饷”和“练饷”。三个名头的开支，每个都有300多万两白银，相当于万历朝一年的实际收入(400万两左右)，而这三个加在一起就有千万之巨。讽刺的是，这些还不算明朝皇帝与阉党出于私欲的加征。所以说清朝为动员军队花的钱确实不少，但是李鸿章口中的“前代”也不见得就优越到哪去。相反，恰恰是因为明朝在军事动员上“太舍得花钱”，缺乏克制与详细规划，才导致像李自成、张献忠这样的人振臂一呼，就瞬间得到数以十万计的饥民响应，明朝也因为自己对农民财力的过度压榨而覆亡。
接下来看清朝，诚然，清王朝用兵花的钱也不在少数，雍正朝对准噶尔部用兵，5千万两白银的积蓄基本见底。乾隆二十年后策划对西北大举用兵，也是因为知道了国库里有3千万两白银的储蓄，才敢放手博一次。可以看出来，与明朝用透支社会经济潜力来应付军事用度相比，清朝皇帝相对谨慎一些，而且一旦发现财政运转濒于崩溃，还懂得适可而止。比如雍正帝固然军事指挥不高明，傅尔丹和马尔赛等人作战失利，但皇帝并未像前代那样去大量加征税收扩大战争，而是果断按下了西北战场的暂停键。
与明朝随意将军事开销摊派到民众头上不同，从政策本身来看，清朝皇帝采取了保护民力的做法。例如康熙五十一年以后就确定了“盛世添丁，永不加赋”的方针，把人头税固定下来。雍正朝推行“摊丁入亩”的政策，在税收政策上追求公平，防止对贫民压迫过深，这些措施在实际执行上难免出现偏差，但确实起到了缓冲作用，避免像明朝那样让军事开支的重担直接砸到百姓头上。
清朝在军事开支上大，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清代的实际疆域远远超出明代，防守正面扩大，补给线也拉长，这些都是明代没有遇到过的新问题。例如乾隆派征西将军乌雅兆惠深入回疆，路途中大多是沙漠和戈壁滩，就地补给根本无从谈起，后勤花费自然多很多。乾隆朝中后期清军远征廓尔喀，战斗是在青藏高原上打;和缅甸的战争则是在亚热带雨林遍布的山岭之中进行，这些作战环境对清军来说既陌生又复杂，压力都给到了后勤上。清廷在用兵上数量比明朝少也在情理之中。不能单纯用军队动员数量多少来评判双方的军事动员能力。因此，李鸿章之前的评价没有综合考量明清两代的社会情况。
明清两朝军制的异同
当然，任何事物都有其两面性。清王朝在军事动员程度上逊于明朝是绕不开的基本事实。这还得从两朝军制上来找原因。
明代一开始采取了兵农合一的卫所体系，开国皇帝朱元璋想让军队自给自足，中央和地方政府再补贴一点，给社会养兵减轻负担。可在实际执行上，卫所官兵生活苦不堪言，不但要承受上司的各种差使，实际收入也难以供养一家人的开销。这种问题蔓延得很快，连朱元璋也有所听闻，在《大诰》中警告卫所的军官不要过分压榨部下：
“那小军每一个月只关得一担儿仓米，丈夫不在家妇人去领米，除了几升作脚钱，那害人的管仓库官又斛面上打减了几升。待到家里面过来，只有七八斗儿米(月粮为六斗米更普遍)，全家上下要饭吃，要衣裳穿，他哪里有闲钱给人……”
卫所的军兵收入少，负担重，活不下去自然要成群结伙地出逃。到了明英宗朝，卫所官兵数竟少了百万之巨。明廷为了维持军力，只能接受募兵制度，从南方和北方边镇向内地推广。
募兵制度的实施使将帅和底层官兵之间建立起密切的私人联系。例如戚继光以江浙地区的矿工为基础，组成“戚家军”;祖籍铁岭的辽东镇总兵李成梁在关外一手遮天，把家族内部其他人安排在了重要岗位上——儿子李如松、李如柏、李如梅等出任总兵官，李如桂、李如楠等当参将，干儿子李宁、李兴等也当上了游击或参将等。不过这样做的好处是军队战斗力尚能靠私人关系来维护，明廷也没有更好的解决方案，只能听之任之，并负担起一部分的养兵开销。这样，即使主将离职或辞世，军队也不至于沦为一盘散沙，而是可以通过他的亲属或者义子来继续维持。再退一步讲，即使暂时没有战事，减少军队人数，这些暂时解甲归田的将帅亲属也能随时回归军旅。
募兵制发展下的明朝官兵私人隶属关系的增强，也提高了对财政用度的需求，明廷为了激励这些边军为朝廷效力，不得不把军费维持到一定的水平。倘若降低或者欠饷，就容易酿成兵变，给周边少数民族入侵制造可乘之机。拿崇祯举例，即使他对前线将领再猜忌，也不敢在钱上打折扣。然而，这种勉强维持的平衡无法持续太久。随着国内流民起义的浪潮愈演愈烈，朝廷的财政收入受到了严重影响，主要的钱粮来源被切断，崇祯不得不命令洪承畴将军主动出击，试图通过一场主力决战来快速摆脱财政困局。然而，这一决策恰恰落入了皇太极精心布置的陷阱。结果洪承畴兵败松山，崇祯帝底牌用尽，只能困守北京孤城。
清朝统一中原后，多少吸取了明朝在养兵上的一些教训。为了维护国家的稳定，清朝在军队的规模和编制上都采取了谨慎的态度。一方面，清朝建立了绿营制度，以应对三藩之乱;另一方面，在军队规模上采取了适度的控制，因为广大内地长期处于和平稳定的状态，实际上并不需要维持庞大的军队。清朝在军事上的几次扩编，主要集中在西北和西南地区，即使在绿营兵力最多的时候，总数也仅有66万。到了嘉庆时期，清朝甚至减少了一部分军队的规模。至于八旗兵，由于长时间训练不足，战备松弛，他们的角色逐渐从军事主力转变为依赖国家财政的寄生阶层。到了乾隆时期，八旗兵的角色更多地转变为绿营督战队，参与镇压起义和维持秩序。例如，在镇压台湾林爽文起义时，绿营兵出动了近万人，而八旗兵仅出动了大约100人。
清朝时期，内地虽然整体安定，但偶尔也会有小规模的民间起义，如天地会和白莲教等组织的基层暴动。为了迅速应对这些局部的叛乱，绿营兵的组织结构和在基层的驻军规模都调整得更加分散。这种策略虽然有助于将反叛活动遏制在初期，但也增加了军事动员的复杂性。例如，在鸦片战争中，清朝不得不从十几个省份调集兵力，以支援一两个省份的战事。
绿营兵的分散驻防旨在将起义扼杀在萌芽之中，可是新问题也随之而来，当嘉庆朝的白莲教以流动作战的方式发动叛乱后，绿营兵在应付上就有些吃力，不得不依赖地方的团练民兵。太平天国运动之后，绿营体制已经名存实亡，团练乡勇逐渐成为军事主力，湘军和淮军的崛起也就成为必然的趋势。
不过，从历史史实来看，由于清朝在财政上实行了一定改革，又利用政治和文化等手段来降低统治成本，即使八旗绿营再不堪战，也不会成为影响其统治的致命问题。
参考文献：
1.(清)张廷玉：《明史》，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5月。
2.罗尔纲：《绿营兵志》，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12月。
3.曹循：《明代军制演进与盛衰之变》，《历史研究》，2023年6月。
4、茅海建：《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2014年10月。
5、孙文良 李治亭：《明清战争史略》，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10月。
6、王慧明：《明代募兵制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21年。
来源：人文历史